结束呗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”
“是啊，还没结束，”鲁迅叹道，“我觉得革命以前，我是做奴隶；革命以后不多久，就受了奴隶的骗，变成他们的奴隶了。
“最初的革命是排满，容易做到，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，于是就不肯了。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，否则，无论是专制、是共和、是什么什么，招牌虽换，货色照旧，全不行的。”
李谕表示赞同：“未来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，要靠德先生与赛先生，没什么别的办法。”
胡适和蒋梦麟这时突然过来，对李谕急切地说：“糟了！蔡校长辞职走了！”
“走了？”李谕讶道，“为什么？”
“我们也不知道，”蒋梦麟说，“校长只留下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？”李谕问。
蒋梦麟拿出报纸，指着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话：“我倦矣！杀君马者道旁儿。民亦劳止，汽可小休。”
李谕一头雾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蒋梦麟和胡适摇头道：“我们也不明白。”
李谕问向鲁迅：“周先生，你知道怎么解释吗？”
鲁迅看了一眼，旋即也摇了摇头：“蔡校长是前清进士，学问比我好得多，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里。”
“我就说你们还是不懂吧！”辜鸿铭拄着文明杖走过来，哼了一声说，“新文化，哼，新文化！老祖宗的东西都看不懂了，还在这讲新文化？”
胡适也顾不上和他顶嘴，用恳求的语气问道：“辜先生，辜教授，您知道蔡校长的意思？”
辜鸿铭得意地坐了下来，拿起报纸说：“你们听好了，这句‘杀君马者道旁儿’出自东汉泰山太守应劭所著之《风俗通义》，意思是一匹好马在周边人不停地喝彩激励之下，越跑越快无法控制，最终累死在路边；至于‘民亦劳止，汽可小休’，则取自《毛诗·大雅·民劳》。以之判断，蔡校长是想表达自己就是那匹马，虽然赢得无数掌声，不过已身心疲惫即将致命。”
“原来如此，”胡适恍然，“辜教授不愧博学古今。”
辜鸿铭满意地说：“你们要记住，旧文化也是文化。”
蒋梦麟说：“蔡校长难道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事情，感到了不堪重负？”
李谕说：“蔡校长一向支持学生运动，或许是感觉到了事态不可控。不管怎样，咱们赶紧联合教师们，发电报把他请回来。”
蔡元培确实感到了一些有心无力。
五四胜利之后，很多学生过分扩张了要求，要求拥有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，一旦所求不顺，动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；教师要是在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，即马上遭罢课反对。
罢课似乎成了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法宝。动机变得越来越复杂，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也随即提出，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，学生的活动经费也要学校补贴，免费发给讲义等等。
当“街头政治”成为流行，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时，民主的方式、法治的框架，都已被抛到脑后。
没有蔡元培，还真不好管教，必须让他回来约束约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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