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朝要开科举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,从布告贴出之日起,仅过了七八天,连满清治下的莱阳、栖霞、登州府三地都听说了。
今年是乾隆五十八年,干支癸丑。根据满清的科举制度,逢子、午、卯、酉的年份才会开设乡试,但问题是去年的乡试刚刚结束,眼瞅着再有一个月,京城的会试就要开始了。
北海镇科举的消息虽然放出来了,可城内和十里八乡的秀才们都不敢掺和,只是观望,毕竟满清还没倒台呢。
要说清代的秀才在乡土社会中可以说是占据了最高的地位,乡间政令和德化的传播主要就是依靠他们。这主要是因为进士都去外地做官了,举人居乡的也不多;有的当县丞,有的当教谕,还有的就是给官员当幕僚,最不济也能当个书院的教授。平常要是走在乡间看到有戴着金圆顶子的人,多是秀才,老百姓对他的尊称只有“先生”二字,连姓都不敢叫。
然而对于那些在“文童试”中被斩落的童生们来说,北海镇的消息无疑于让他们多了一个选择,尤其让那些贫苦的童生怦然心动。
要知道清代“文童试”的通过率极低,全国平均下来仅有百分之一,比举人的会试都低。后世的高考录取率与之相比,实在算不得什么。
历史上那位著名的“上帝之子”洪某人,15岁就通过了县试,之后四次参加府试均名落孙山,以至于受到沉重打击,走上了造反的不归路。不过对某些超级学霸来说,少年登第也非难事,比如12岁就考取秀才的袁枚、梁启超和蔡锷。
有清一代,官方一直严格限制各地“文童试”录取生员的数额,所以这年月能考中秀才的,属于绝对的幸运儿;过了便是一步登天,立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。只要不瞎折腾,绝对没有“穷秀才”一说。
明清治下,每个县的秀才都有定额,大县三四十名,中县二十余名,小县十余名。如果某地学风浓厚,应考的童生多,难度就大;反之就容易。比如文教荟萃的安徽桐城,每科参加“文童试”的多达三四千人,录取名额仅二十五个,五六十岁通不过“县试”的人比比皆是。
登州府因为海贸发达的缘故,自来文教兴盛,单是乾隆二十七年考取的举人就有275名,在整个山东名列第三,所以“文童试”的录取比例连1%都不到。
假使某人没有考过童生,即便读了海量的书,也只能叫白丁;如果此人自学成才成了经学家,可以称为“处士某某”。
对于海量的“童生”群体来说,他们虽然还不属于士绅阶层,但也是一种阶层,否则为什么说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呢?
这类人如果有了诉讼,到了堂上,虽然也会跟平民一样跪着回话,但县官问话时都会比较客气;若是
请收藏:https://m.zsdade.com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