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素质却远不及华人，难求必胜之策。还不如全师押上，先破陶侃，再挟胜利之势往救荆襄，才有希望收复失地，将华军逐退至荆州之外。

　　于是王敦即先以三艘楼船并排为先导，以小舟夹杂其间，作为警护，大军浩浩荡荡沿江而下。从柴桑到濡须口，千里之遥，无须停留宿营，数日便至，而芜湖方面燃起的狼烟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。

　　狼烟所通报的讯息是：华人舟师主力已至，正与我军激战，我军尚且未露败相。

　　王敦的位置是在全军正中，端坐楼船之顶，闻报不禁笑道：“陶士行不过尔尔，竟连沈士居都不能遽破，况乎我百橹千帆，蔽日而下啊？”

　　钱凤在旁边提醒他：“明公慎勿轻敌，臣料陶士行为此不智之举，必有谋算或将于濡须、春谷之间设伏，以待我来。”

　　王敦不以为意，仍然笑着说：“江面之上，一望无际，如何设伏啊？且众寡悬殊，即便他及时掉头，以全师来逆，吾亦不惧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陶士行虽为南人，其于江上操舟，或不甚熟，亦未可知。”

　　南人擅舟楫，但不是凡南人都能乘船乃至操舟的，况且指挥水军作战和个人水性之间，也无必然联系。王敦自居柴桑，后徙武昌，控扼长江中游以来，一直把水军牢牢地捏在自己手中，即便当年陶侃、周访西进以讨杜曾等流寇，他们也没有水上舰艇的直接指挥权。或许因为如此，陶侃才错估了自己的实力吧。

　　正在商议之际，忽然前面船只以旗帜传讯，说江面上有无数小舟划来，舟上人数不多，貌似盛满了柴草。

　　钱凤当即反应过来：“敌欲纵火！”

　　用火船来焚烧敌军舰艇，这也是水面作战的惯技了，武昌舟师自然不会毫无应对之策。王敦乃道：“士仪莫慌，前军必能拒之且今我处上游，而敌在下游，纵火岂是容易之事啊？”

　　中国人用帆的历史，最晚不超过春秋战国时代，到了三国时期，因为南北分隔，水上作战的规模和频度都大大增强，乃使得船帆之用基本完善化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江上航行，水流是最主要的动力，其次才是风向，你自下游逆袭，哪怕船小行速，哪怕操帆再如何熟练，总比不上顺流而下的对手吧。

　　倘若易地而处，武昌军在下游，而华人从上流放下火船来，顺风顺水，恐怕不易防御，这从下流过来的火船，又能济得何事啊？

　　真若是顺水而下，火船中都不必要安排操帆手、划桨手和稳舵手，有一两个人准备着点火就足够了。但因为逆水而来，华船中上述人手无不齐备，一舟竟载六七人之多，能够堆积柴草等引火之物的数量，自然也就减少了换言之，威力根本就不够瞧的。

　　晋军早有防备，当即便有水手登上船首，各执两丈长竹梢，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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